摩登都市的形成#

1912年的日本，和年少的明治刚刚登上皇位时的日本，已经完全不同了。作为亚洲近代化最快的国家，彼时的日本，可谓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就像当时世界上所有帝国的人们都认为，现在已经是最美好的时代一样，日本也是如此。科技不断进步，技术不断发展，贵族们依然奢华优雅，国家依然繁荣。

等到那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爆发，然后过了很久才终于结束，一战过后，世界上的大帝国甚至都只剩下了英国和日本，而英国的贵族还战死了一半。

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亚洲市场向日本大门敞开，外贸的爆发带动着日本国内制造业发展，经济飞速增长，史称“大正景气”。在这一过程中，以东京为首的大都市快速扩张，市民社会成形，带来了都市中的“大正摩登”。

各位可能对日本夸张的电车网络有所耳闻，特别是东京、关西等都市圈的铁路，四通八达，如同迷宫。可以说，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本身就是日式城市的象征。而此类现象正是在大正时代开始形成的。

明治维新早期，日本政府缺少铁路起步资金，只得放开私人出资建设铁路，即为“私铁”。尽管1906年日本政府颁布《铁道国有法》，将大部分干线国有化，但区域运输中的私铁仍未绝迹。

于是，私铁也参与到大正时期的都市化进程中。私铁将铁路从城中心修到郊区，沿线人口寥寥，客流稀少。为改变这一现状，许多私铁都投身于铁路沿线的开发。

例如，1907年创立的箕面有马电气轨道（今阪急电铁）创始人小林一三，在铁路建设时将沿线土地低价买入，后再转手卖出，作为住宅用地。由此大量人口搬向郊区，城市也能容纳更多人口；阪急也得以曲线救公司，用通勤通学需求保证了客流。

为吸引乘客到线路终点的宝塚游玩，小林还开发宝塚温泉，创立宝塚唱歌队，后者即为今日的宝塚歌剧团。又如在大型车站开设百货店（1929年的阪急百货店），拓展的酒店业务（1924年的宝塚酒店）等，当时的巨大创新，如今也已经成为惯例了。

像是主角们去车站逛街、每天坐电车上下学之类的现象，在日漫和日剧里很常见，我们也看得多了，但也不可谓是种种历史的巧合构成的图景。

更进一步，扩张的城市上建立起的也正是“摩登”的象征，诸如百货大楼、电影院、剧场、餐馆等。下面就以我们熟识的饮食文化为例吧。

大正时代，随着咖啡走进大众生活，咖啡馆开始普及。咖啡馆不仅有咖啡，也有各类点心、饮料，是为各类文艺工作者最喜欢的场所。日本现存最早的“咖啡馆”，1910年开业的Café Paulista，就坐落于银座六丁目，因为正好在时事新报社对面，当时在那里上班的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就经常在咖啡馆碰面。像谷崎润一郎、森鸥外、岛村抱月¹等人常常造访的Café Printemps、以女服务员的美貌著称的Café Lion等，也都是当时颇具盛名的场所。其中，一些有服务员陪伴顾客聊天说话的咖啡店，甚至还启发了后世的女仆咖啡厅。

如今日料中独特的“日式洋食”中，被称为“日本三大洋食”的炸猪排盖饭、咖喱饭、可乐饼，也在大正时代大为流行。1917年，一首《可乐饼之歌》（コロッケの唄）大火，讲的是新婚妻子每天净是给丈夫做在女学校学的流行美食可乐饼，弄得丈夫非常无语。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洋食的流行程度吧。除此之外，像鳗鱼饭、牛肉盖饭等等，更是早在明治就已经成熟，如今日料店的菜单已经基本成形。

大正浪漫美学#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大正浪漫的一大特征便在于“和洋折衷”，也即在“和风”与“洋风”中的折衷平衡，基于传统的日式审美观，结合西洋文化影响，在二者的碰撞中创造出独特的美学。这和ZUN所偏爱的中西交融的上海也是同一个道理吧（笑）。

不妨来看看鬼杀队队员的制服，尽管是原创的，但确实是很典型的基于大正时代服饰的设计：

上半身参考了大正时代的男学生制服，基于西式的设计，有标志性的立领外套；下半身基于日本传统的裁付（一种袴），总体来说是一种宽大的裤裙，下摆宽大，以便于剧内人物的行动。脚上穿的则是草鞋。其他的装饰上，羽织和腿套都是日本传统的服装元素，是基于和服布料边角料的运用，不同角色的花纹也都取自日本传统的样式。不同的柱等其他角色的衣服看起来花里胡哨，但也都是基于这样的公式来设计的。

另外，还有如《千本樱》MV中的角色设计。

《千本樱》中，Miku的服饰设计是以水手服为基调的。水手服最早如其名是“水手的服饰”，在1920年左右开始被引为日本女学校的制服，最早的是上下连体的水手服，而稍晚的1921年则出现了现在最常见的分体水手服，并逐渐推行到全日本。在此之前，女学生的制服大多为行灯袴，是一种改良过的、更方便日常行动的和服。

即使是水手服逐渐普及之后，和服的传统也没有断绝，依然作为日常服饰使用。Miku在水手服的同时穿着振袖的设计或许就是由此而来。

而另一方面，男学生的支制服则更多地参考了西式军服。如图，身穿学生服的三人，上衣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诺福克夹克，戴的则是角帽。虽是这么说，但像左二的松冈让一样，在明治后期到大正，学生日常穿着和服也是很常见的，农村的学校就更是如此了。

无限列车上的世界#

如果说以上的繁华，充其量也只是东京的城里人们才能享受的繁华，那“无限列车”就确实是大正时代全日本共同的记忆了。当然，并不是说当时全日本都闹鬼。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这是川端康成《雪国》经典的开篇。文中的“隧道”指的便是国铁上越线上的清水隧道，于1922年开工，1931年贯通，从繁华的关东通向“雪国”汤泽。川端于1934到1937年间在汤泽逗留，《雪国》的故事便是在那时写下的。

“无限列车”奔驰于夜晚的原野上，穿过山脉与森林，从地方奔向东京，又从东京赶回地方。它轮毂下的铁轨，十数年前背负着夏目漱石笔下幼稚无知的三四郎上京，现在又运载着芥川龙之介笔下揣着橘子的淳朴少女。本世界线里，车厢里坐着的自然不是蠢蠢欲动的鬼以及柱和炭治郎，而是一批批上京的人们和回乡的人潮。

现实中，无限列车的原型是日本国铁8620型蒸汽机车。于1914年首度亮相的它，见证了大正日本，乃至整个旧日本的兴衰。

或许是鳄鱼对“大正”这一时代本身的描写不那么多，无限列车登场时，弹幕居然飘过一片惊讶之声。但实际上，回到明治维新之初，当浪客剑心还在世间流浪时，汽笛的响声就已经传遍了东洋。

1872年，日本第一条铁路开通。“汽笛一声出新桥”，伴随着《铁道唱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到明治末期，全日本铁路总长已经达到8000余公里，构成了近代日本的血管。北海道和九州的煤炭，东京的工业品，以及最重要的各地人才，都乘着铁道缓缓移动。

不过，鉴于蒸汽时代普遍三四十公里的时速，加上日本的崎岖地形，以及窄轨天生的不足，说是“缓缓”恐怕都是抬举了。

这时日铁标志性的火车便当也早已出现。1885年，铁路延伸到宇都宫，据说最早的铁路便当就是在宇都宫站发明的。虽然内容不过是有萝卜干和梅子的饭团，但也足够旅客在漫长旅途中填饱肚子了（至于炎柱，可能吃不饱吧）。

随着铁路运力日益告急，再从国外进口机车已经很不划算。日本首种自主设计的蒸汽机车应运而生，这就是8620形蒸汽机车。从1914年到1929年，8620形作为大正时期的标准机车总共制造了672台，一直使用到1975年，才在日本本土全部退役，见证了上个时代日本铁路的辉煌。

在galgame《爱上火车》里，看板娘八六就正是8620型的铁路人偶。而且，不只是8620系，这整部游戏都可谓是对日本铁道文化的一封情书。

诸如现实中蒸汽机车的操作流程、运行维护等细节，故事中都一一还原；而男主右田双铁与女主角们合作提出的旅游开发方案——与八六开行蒸汽机车专列，与波莱特建设主题景区，乃至最终统筹所有女主角（后宫？！），在全九州开行“九星”列车……更与现实中日本各地的铁道旅游开发模式完全一致。此作堪称“乡村振兴游戏”，被誉为铁道迷必玩的galgame²。更进一步，甚至还有一行人前往“仲国”考察的仲国线，作为中国玩家，其中所见中日两国不同铁路运营理念的碰撞也颇为有趣。

现实中，JR九州就修复了一台8620型开行“SL人吉”旅游列车，这也正是《爱上火车》中机车的直接原型。可惜的是，就算是它也早已在2024年因机械老化而退役，我们再无法感受蒸汽时代的独特魅力了。从大正到令和，这便是时隔一个世纪的Last Run吧。

可以说，无限列车本身也正是《鬼灭》对于大正时代的一种特殊写照。穿着和服的鬼杀队员们在当年工业结晶的蒸汽机车上大战超现实的鬼，这本身就是大正风格的一种体现。

更进一步，为什么《鬼灭》选择把舞台设定在大正时代呢？

往早的说，如果早到明治初乃至江户时代，作品的气息就显得有些老里老气。就像现在的人们会想象民国风情，却不会想象袁世凯风情或者清末风情一样，时间线太早就显得像是历史剧了。

往晚的说——应该也不用说了吧。说得地狱一点，时间线再晚一些，不少鬼杀队队员自己都要被抓去打仗了。要是被送去太平洋小岛，死亡率恐怕也不低于和鬼作战。

所以，正是设定在大正时期，我们才能看到《鬼灭》如此独特的风格。炭治郎可以一时在乡土风格浓厚的乡下作战，一时在行色匆匆的东京街头偶遇无惨，万事皆有可能。不过，为什么鬼杀队不用枪炮倒是个问题。

现代的气息逐渐浸染日本社会，但传统的部分依旧举足轻重。这便是“大正浪漫”更深的方面，也即传统和现代的碰撞。

百合之始，源自大正？#

自明治初期开始出现专供女子就读的“女学校”出现，女学生这一形象也开始出现在日本社会中。以基督教教育为基础的教会女学开始建立，而1899年明治政府颁布《高等女学校令》，更要求每县都建立高等女学校。

从1883年到1912年，日本女学校总数从7所增至209所，成为了女学校文化诞生的土壤。

当时的高等女学校教育一般从十二三岁开始，为四年制或五年制，主要进行“实科教育”，除开文化科也包括家事、缝纫等，仍然是以培养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为目标。由于女学生们毕业后往往就面临包办婚姻，而缺少选择的自由，这时女学校相对宽松开放的氛围，便成为了女学生们眼中的乌托邦，催生了“S文化”。其如川端康成与中里恒子合著的《少女的港湾》中所描述的：

“……她们用各种各样的爱称来彼此称呼，而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之间的交往更是热情奔放……”

“所谓的‘S’，就是Sister的省略……一旦某个高年级学生与某个低年级学生要好了，那大家就会这么称呼她们，并闹得个满城风雨。

“……彼此得特别地喜欢对方，互赠礼物什么的……”

这种混杂思恋、敬爱、憧憬等等的感情，已经几乎接近于恋爱。当时，除了女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有年轻的女教师与学生结为“姐妹”。

这种短暂的姐妹关系自诞生之初便带着悲剧的内核。由于当时的社会氛围，毕业后，这种因特殊环境才缔结起来的姐妹关系几乎必定被拆散。这份感情的保质期，也只有女学校中短短的四五年。

1911年7月21日，东京的毕业女学生曾根定子因被定亲而大为消沉。一再被父亲告诫“友谊越界”的她溜出家门，与自己学生时的亲友冈村玉江一道，去往了新潟的丝鱼川。五天后，二人在丝鱼川的亲不知海边殉情。

此事立刻在日本社会引发巨大轰动。一时间，报刊杂志上关于女学校中的姐妹关系是否太过火的讨论比比皆是。最终，人们得出的主流观点是：只要不涉及极端的行为，S关系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作为所谓“恋爱的练习”“异性恋的前阶段”。而更进一步，如果涉及性关系，就会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异常”“病态”。毋庸置疑，当时的论断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

由此，S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被接受了，女学校内的亲密关系得以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相对于纯粹为传宗接代的婚姻关系，S关系的纯粹性与浪漫性，使其带上了鲜明的柏拉图式恋爱的性质；而大部分少女经历青春期的S关系后，也大多回归社会。这也是社会得以相对宽容地对待女学校中S文化的原因，这种关系大多只是被看作是成长的一个阶段罢了。

到大正中后期，宝塚歌剧团红遍日本，其全女性出演的特色，特别是宝塚里扮演男性角色的“男役”，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少女。

后期，开始出现基于S文化的小说及艺术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吉屋信子。作为日本早期少女小说作家的代表，她1916年起创作的《花物语》，更深刻地影响了《圣母在上》等众多当代少女轻小说。《圣母在上》里，高年级学生赠送低年级学生念珠，二人结成姐妹关系的设定，就是对大正时期S文化的致敬。往后，中里恒子及其师川端康成1937年共同执笔的《少女的港湾》³，则可谓是战前S文化最后的余晖之一了。

二战后，男女强制分校制度被废除，自由恋爱兴起，S文化也逐渐衰落。论其原因，也不可否认其中存在境遇性同性恋的元素。很大程度上，S文化的风行也是由于女校作为少女难得的自由场所，而又是只有女性存在的群体所催生的独特现象，到战后社会风气放开，这一文化的土壤消失，自然也逐渐衰落。当然，其中也有天生者，如上文提及的吉屋信子，她本人与伴侣终老，还创作了如《阁楼中的两位处女》这样半自传性的S小说。

尽管最终成为历史，但S文化传统对后世再度兴起的少女文化及百合文化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光明磊落反战国家”——大正民主#

视角缩小到整个日本。

在大正初期的日本人看来，日本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乘着“大正景气”的窗口期，从1914年到1919年，日本GDP和工业产值几乎翻倍，股市和房地产繁荣，一片欣欣向荣。

对外，日本于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大韩帝国，于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巴黎和会后，日本得以与英、法、意一道，位列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之列，乃至在《华盛顿海军条约》中被确认为世界第三海军大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也使得社会愈发自信。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战前日本为数不多的民主政治运动逐步推进。

明治中期开始，日本政治就被经历过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政坛老资历——九位“元老”所掌握。

1885年内阁制创立以来，历任担任日本首相的不是元老自己就是元老推荐的人选。但随着自由民权思想的不断发展、城市社会的逐渐形成，普罗大众开始关注政治，新的市民阶层开始要求话语权，工商业群体也需要抗衡旧势力，维护自身利益。大正民主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明治四十五年（1912），法学家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⁴，认为：天皇本质上是由宪法赋予权力的国家最高机关，天皇的权力并不是作为君主所固有的。

如果是古代的封建王朝，这种发言恐怕九族不保，但当时的日本社会舆论却广泛支持天皇机关说。美浓部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讲宪法课程，每节课都座无虚席。由此，大正时代，“天皇机关说”被广泛认可，其中甚至也包括摄政裕仁（后为昭和天皇），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一大思想基础。

大正元年（1912）12月，日本爆发第一次护宪运动。

起因是陆军大臣上原勇作提出扩军被否，便立刻辞职，由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⁵，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垮台。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再次上台，却立刻激起了日本全社会的反对声浪。因到次年2月人们举行的三次“护宪大会”，又被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桂仅过62天便仓促下台。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后组阁上台，旋即废除现役武官制。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有首相因大规模民众运动而被迫下台。

元老势力大受打击，政党势力日益壮大。有了政党，普通民众便也有了参与政治的方式，民众的呼声日益高昂。

六年后，大正七年（1918），日本大米歉收，从年初一石米15日元到年中40日元，大米的价格翻了一倍有余。7月底，富山率先开始有妇女请愿，拉开了“米骚动”的序幕。然而，8月日本政府宣布出兵干预俄国内战，反而又大量采购粮食。粮价进一步上涨，百姓民不聊生，事态蔓延到全日本。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强行买米，甚至到后期，抢米行动已经演变成了全国暴动。

9月28日寺内内阁因此辞职，由原敬组阁。这是日本史上第一个正式基于政党组建的内阁，而原也是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

这一时期的民主还十分脆弱。1921年，原敬遇刺身亡。1923年的虎之门事件⁶后又爆发了第二次护宪运动，最终护宪派的加藤高明上台。其任内制定《普通选举法》，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年满25岁的男性公民，约占日本人口的25%，实现了男性普选权。这便是大正民主的最大成果之一。

自此，日本的政党交替执政成为常态，大正民主达到顶峰，史称“宪政之常道”。

然而，须知大正日本社会的割裂之严重也是空前的。192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仅为33.1%，而英美等其他工业大国城市人口都已过半。相较城市生活的突飞猛进，大正农村生活水平的进步非常有限，农民在受到传统压迫的同时，还不断被新兴的城市吸血劳动力。

随着一战结束，欧洲复苏，留给日本的时间结束了。“大正景气”的经济泡沫破裂，产能过剩，出现了巨大的“战后恐慌”。城市资本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进一步将风险转嫁给农村。不久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几乎摧毁整个东京，更是使得局势雪上加霜。

到昭和初年，社会经济的不景气愈演愈烈。1927年，日本多家银行倒闭，引爆了昭和金融危机，而这只是后续另一波彻底摧毁大正民主基础的大萧条的预演而已。

更何况，陆海军在大正时期依然有着极大的权力。政府无力掌控军队，这是明治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既然陆海军直接向天皇效劳⁷，也就没有被政府指挥的义务，政府和军队的斗争十分普遍。1921-1927的七年间，日本足足换了7次内阁，不少就是因政军冲突垮台。

而另一方面，军队中许多出身农村，或同情于农村落后面貌的青年军官，见证了日本巨大的城乡差距，对当下政治极度不满。简单而言，他们认为，国家已经没救了。这批人就被称为“少壮派”。

和这些政党、元老、藩阀在一起，怎么能搞好政治呢？他们要求彻底改造国家、“清君侧”，还权天皇，喊出了“昭和维新”的口号。伴随着种种“下克上”的行为，如1928年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1931年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等，冒险的成功更使得少壮派不择手段的维新之心不断高涨。

昭和七年（1932），“五一五事件”爆发，海军少壮派闯入首相官邸，刺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同月26日，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上台。日本战前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军部逐渐控制了日本政局。

大正民主的遗产逐渐消失，而历史将会见证这一切。

文豪们笔下的大正#

面对暗流涌动的大正时代，那些最聪明的头脑们又怎么想呢？

作为明治到大正时期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妨就从夏目漱石笔下开始，来看看另一个大正。

上文提到，和洋文化在大正时代得以进一步交融，但这一过程的曲折也可以想象。

井上馨大搞“鹿鸣馆外交”，在馆里靠跳舞与西方列强交好时，日本国内也不乏批评之声。往更深的角度看，西方观念和日本传统的碰撞造成了更大的问题，这一点在夏目的代表作《我是猫》中便可见得。

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对于近代制度等尚且一片混乱，学西方“文明开化”，却只学表而不学里的“假洋鬼子”数不胜数；像是暴发户和“孔乙己”等等就更多如牛毛了。这些独特的现象，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夏目的讽刺对象。

在明治这个大探索的时代，夏目正是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这也就是很多人将夏目先生之于日本比作鲁迅先生之于中国的原因。二人都在社会最迷茫的时期挺身而出，用笔杆子当作手电筒，为社会照亮前路。在鹿鸣馆外交和苦沙弥们的无脑“拿来”之间，夏目在《我是猫》中作出的讽刺，和三十年后鲁迅的“拿来主义”未免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在大正的钟声敲响之前，夏目就已经为日本社会奠定了思想的基础，所以论大正时代的文学，夏目漱石是不能绕开的。

从明治到大正，夏目的作品也依旧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但其探讨越来越深入，氛围也越来越沉闷。其中的主要因素是他自身的思想转变，不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创作也未尝不是一种对整个社会思想的引导。笔者下面就只挑几本浅要概述。

明治四十一年（1908）创作的《三四郎》，故事非常简单，一个来自熊本乡下的青年小川三四郎，考入了东京的大学，从而在乡下人进城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其间，三四郎还和都市成长的女性美弥子相遇，两人若即若离，使得《三四郎》被列为夏目“恋爱三部曲”之一。

《三四郎》本身的故事容易理解，但其中文字却值得玩味。夏目写道，刚来到东京的三四郎，“眼前有三个世界”：

一个具有明治十五年（1882）之前的风气，想回去就能立刻回去，然而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回去的；

一个是学者的世界，生活困乏，“因不了解时势而不幸，又因远离尘嚣而有幸”；

一个灿烂夺目，有美丽的女性，就在眼前，但很难接近。

在此，夏目就已经把当时青年的心态剖析得淋漓尽致了。这个永恒的命题，称为出世入世也好，叫做看月亮或捡六便士也罢，最重要的是，夏目敏锐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这一问题，把它推到了人们面前。须知夏目的作品都在报刊上连载，始终都因贴近大众、平和易读而广受欢迎，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更进一步，大正三年（1914）的《心》中，夏目开始剖析更深层的心理困境。《心》的复杂深邃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完的，在此不详细展开，但其核心——一个从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出发产生的悲剧，仍能看出夏目宏大的写作目标。

更进一步，夏目的弟子芥川龙之介作为大正文坛的代表，进一步发扬光大了理性讽刺的创作。大正文坛中强调技巧与艺术性的新思潮派，要求用理性分析带来新的意义，芥川便是这一派的代表之一。

1916年1月，芥川发表短篇小说《鼻子》，得到夏目高度评价。这宝贵的鼓励促使他由此走上了文学道路。夏目在当年12月病逝，尽管二人相处不久，但芥川依然终生视夏目为师。

虽然是“师徒”，但二人的创作风格还是有所不同的。夏目的讽刺，大多基于当今社会现象，后期也是基于此而提出的人性问题，由此深挖；而相比之下，芥川的讽刺要更为“彻底”，并不完全基于社会，而是更加纯粹地批判人性。比如，芥川代表作《罗生门》《地狱变》的舞台就都设定在古代，以此直接来剖析人性。另外，夏目以长篇创作为主，芥川的创作则主打短小精悍。

芥川的创作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早期基于历史、传说的创作，一个是后期转型到现实题材的创作。

早期的作品，虽是看似超脱现实，但他本人并非漠视现实生活。相反，为新闻社上班的他，可以说是当时作家里最关心现实议题的了，从《侏儒的话》便可见一斑。真正影响他的也是社会现实。

大正中后期，随着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他也试图将创作重心转移到现实题材。很遗憾，或是日益恶化的健康情况所致，或是对现实的认识愈来愈深所致，芥川的创作转型遇到瓶颈，以至于他本人甚至对早期的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他二十九岁，人生却毫无光明。”⁸

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重压一起，最终导致他在昭和二年（1927）夏自杀，年仅35岁。

或许芥川本人的创作经历也是大正时代的一个缩影。现实社会的问题加深，要求作家不得不将视角转向现实；但对现实世界的无能为力和病魔的折磨，又使得他的精神不堪重负，正如他在自杀前所写，“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⁹。

而左翼评论家宫本显治只是如此评价芥川：“他是在从开化期走向凋落期的市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纪念碑式的存在。”¹⁰

当然，繁星闪耀的近代日本文坛，并非只有上文提到的这一脉络。

受到法国作家左拉的强烈影响，强调如实写“自然现象”的自然文学流派。岛村抱月等人进一步发展，构建出了“无理想，无解决”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自然主义也如实地写社会问题，受到了明治政府忌惮打压。后期的自然主义转向没有社会地写“自然现象”，如此便诞生了“私小说”。从如实写自然到如实写自己，私小说对后世的日本文学更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对此，一些出身优渥的年轻作家颇为不满，开始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以《白桦》杂志为阵地，反对战争，宣扬人性与思想的解放，这就是“白桦派”，代表有志贺直哉和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小路甚至一度组织“新村运动”，试图构建乌托邦式的社会，最终失败。

一战期间，日本社会高歌猛进，白桦派思潮进入全盛期。当时的他们，真正相信人类光明的理想和继续前行的可能。但战后的种种问题，又使得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

关东大地震之后，《白桦》停刊，白桦派逐渐衰落。一度坚决反战的武者小路沉寂下来，经历漫长的过程，最终彻底沉沦为军国主义的传话筒。这引得昔日同志志贺与他绝交。而大地震对社会的巨大动摇，一方面催生了由其“新的感觉”启发、昙花一现的新感觉派，另一方面也使得战前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走向高潮。

当然，以上都只是走马观花地一览大正文坛，只介绍了一些与大正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学流派。但即便这样，也不难看出，到了大正末期，一切的文学理想都已经开始（或者说再次开始）为现实让路。

尽管文坛似乎也依旧欣欣向荣，但正如芥川所说，那种“模糊的不安”正在逐渐降临。

结语#

就像民国虚幻的“黄金十年”，美国那咆哮的二十年代，已经得知历史续篇的我们，回想历史上的那短短一瞬，会不会在心中隐隐泛起一片悲哀呢？

十五年，足以让一个孩子成长为大正的“新”人，足以让一个城市青年见证大正城市的繁荣，也足以让一户农民走向破产。短短十五年的大正时代，或许歌舞升平，或许危机四伏，而大正年代的他们，或许满足，或许痛苦——

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都是一个与大正截然不同的未来。他们全都见证着时代滑向毁灭，但那时却再也不像大正时代一样，容得下他们的选择了。

于钢铁的牢笼中，千本樱溶入夜中，再也没有悲叹之歌能被听见了。

大正十五年（1926）12月25日，大正天皇驾崩。其子裕仁即位，同日改元昭和。